「編者按」近幾年的PE/VC投資圈，幾乎無人不談“硬科技”，而硬科技投資內卷的背后，是項目估值高企、各種技術“創新”和成果“轉化”應接不暇。如何盡可能全面、專業地理解和評估一個項目/技術的獨特性、可行性及其市場化潛力，成為各路投資機構最大的挑戰之一。這是一個充滿希望又荊棘叢生的行業，作為行業參與者，我們希望能在這里為大家提供一些觀點和思考，拋磚引玉、集思廣益、共同進步。

“鍥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

鍥而不舍，金石可鏤?！?/p>

初心不改，成在堅持，是最高的褒獎之一了。

薛軍 （管理合伙人）

之路資本 (El Camino Capital)

二十年風險投資經驗的資深創業投資家

影響“科技成果轉化”的因素有很多，包括時間、資金、市場和人的問題，等等。上一篇文章我用Redlen的故事說明了時間的挑戰，本篇我們來探討資金端的挑戰。

我們認為：“科技成果轉化”是時間的函數，而資金都是有時間成本的，二者的時間偏好是正好相反的，這就是為什么科技成果轉化項目融資難的原因。

“科技成果轉化”一詞不是一個有科學定義的概念。所以，籠統地講重要性，沒有什么現實的意義。分析這個問題，還是要具體、具體、再具體。

首先要區別，到底是“科學成果”，還是“技術成果”。當然，這些“成果”按照大家的習慣性理解，一般是來自大學和專業科研機構，不包括企業的成果——因為企業總是目的性更強，更有能力和動力把成果產業化。

對于“技術成果”，只要它有市場價值和潛力，相對而言，其產業化的動力和能力都不太缺乏，也沒有那么難。但即便是這樣，一項關鍵技術的產業化，其時間單位也是以“十年”為計的，否則也談不上是什么有價值的高科技。

我的老領導羅建北老師，曾任清華計算機系的黨委書記。她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就積極投身于清華大學的科技成果轉化，也參與了清華同方的創立。針對中國大學的實際情況，她總結說：“大學科研成果有兩類，一類是橫向科研項目（企業和用戶端提出的科研項目），應用場景明確，實現產品化、商業化相對容易。另外一類是縱向科研項目（部委、專家提出的），這類項目的轉化是很難的，美國的大學對這類項目多采用“授權+收取使用費”的轉化路徑。這種科研成果離應用比較遠，轉化過程即使投入了大量人力、時間、資金……仍存在難以逾越的“死亡之谷”。

清華同方就是為了清華大學的科技成果轉化而創立的。2003年我剛回清華工作時，就聽陸致成老師說過，清華的成果他們都掃過了，能做的同方都做了，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“大型集裝箱檢查系統”的產業化。該技術是國家“八五計劃”的科技攻關項目（注意：此時的研發經費來自國家的資助），于1996年1月通過國家驗收。當時，法國、德國和英國早已擁有這項技術和應用產品，它不是什么重大科學發現，就是一項技術的應用落地，卻也經歷了漫長的市場轉化周期。在李嵐清副總理的特殊關懷下，1999年底，同方的第一臺套設備才在天津東港海關投入正式使用。借著2001年中國加入WTO的強勁東風，同方威視快速發展，到2005年公司銷售額達到10億人民幣的規模，此時已是九年過去了。至今二十多年過去，這件事還是清華科技成果轉化的最成功的故事。走進清華控股的公司大堂，擺在最顯著位置的一直是這個項目的產品模型，可見其重要性。所以，即使是在清華大學這樣國內最頂尖的科研機構，有影響力的科技成果轉化也不多，不可能像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一茬，經常會有青黃不接的時候。

圖一：一直陳列在清華控股大堂的同方威視車載集裝箱檢查系統模型

而對于“科學成果”，要想產業化那更是一個巨大的考驗了。你首先要把科學的理論變成一項技術，然后才能談產業化，而產業化的意義就是有巨大的、潛在的市場價值，能創造利潤并惠及大眾。原華為投資部的負責人陳崇軍先生的觀點比較犀利：“大學的使命是金錢變知識，企業的使命才是知識變金錢。讓大學搞科研變現，方向都是錯誤的?！?確實，大學的目的在于發現，而不是應用。真正高深的大學問或大發現，都是基于深刻哲科思維的產物，當他們出現的時候，都是看似無用或很難應用的東西。要把這些看似無用的東西變得“有用”，沒有五十年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
舉個例子：愛因斯坦于1905年發表了相對論原理，到1945年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，已經過去了四十年。但原子彈爆炸還不是科學成果轉化成功的標志，它只是證明了相對論原理的正確性。因為爆炸的能量釋放還是不可控的，它是個武器，只能造成破壞，還不能造福人類，并沒有形成市場價值。1954年，世界上第一艘核潛艇-美國海軍鸚鵡螺號下水，人類才能說已經實現了對原子能的可控使用，然而這也只是看到了產業化的曙光。一直到1957年，世界上第一座商用核電站-美國希平港核電站成功并網發電，才能說相對論這個“科學成果”轉化成功了。這一晃就是五十二年，半個世紀過去了。

圖二：世界第一艘核潛艇，美國海軍“鸚鵡螺”號下水

所以，如果我們站在1905年，談相對論的“科技成果轉化”，我們是不是瘋了？但如果沒有人想把相對論這個科學成果，轉化為技術并進而產業化，那“科技成果轉化”的問題還值得討論嗎？這就是為什么“難”的原因，或為什么說這是個悖論。

能解開這個悖論的唯一鑰匙，就是市場。沒有市場就不會有投資。然而，人們對市場的期待都是短期的，投資也是短期的商業行為，是要快速或穩定回報的，是風險厭惡型的。有誰愿意為了一個五十年后的市場或回報而投資呢？不求回報的出資可以有，但那不是投資，只能叫資助或捐贈。在這一點上，發達國家比中國做得只多不少。如Redlen公司，就獲得了金額不菲的加拿大聯邦政府和省政府的資助。我拜訪過的歐洲高科技創業公司，都有來自歐盟和本國政府的資助，甚至占可用資金的比例很高，但仍然杯水車薪。沒有商業化資金持續地投入，這些公司的經營都難以為繼。

當下，期待民間資本參與科技成果轉化的投資，難度是極大的。因為，倘若沒有長期的、穩定的、特殊的優惠政策和法規保障和支持，幾乎沒有人愿意參與承擔這個風險?，F實是，對于國有資產性質的科技成果，有關部門的要求都是保值增值，不能損失；而私人機構則更需要把可盈利放在第一位。長期的、未知的、甚至沒有回報的等待是很難堅持下去的。所以狹義的科技成果轉化，必須是要有回報的。可是，在“科技成果轉化”這件事情上，沒有人能保證你是掙錢的，即使你愿意等待很多年。那么，誰去承擔這個風險呢？

因此，科技成果轉化融資難，是必然的。如果誰希望“融資容易”，就是解“既要……還要……”的邏輯悖論，而實際情況是“魚和熊掌不可兼得”，所以無解。

薛軍

2023年5月18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