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畫：Sidney Tan

整理編輯 ：TOP創新區研究院，FTA建筑設計事務所

文章受Eric Weiner《天才地理學》（the Geography of Genius）這本書的啟發，同時有我們自己的解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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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洲有句諺語：“村落撫養孩子，城市培養天才。”

在《天才地理學》（the Geography of Genius）這本書中，作者埃里克·韋納（Eric Weiner）說：“如果你回顧世界歷史，追尋天才們從何而來，你會發現他們不是隨意出現，而是出現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，可稱之為‘天才集群’。”

城市不僅僅是一個地點，更是思想、創新和天才的聚集地。

作者通過自己的全球旅行，在旅行過程中深入研究了‘天才集群’地方的歷史和文化，以期解釋為什么它們是創新和天才的溫床。

他的結論是“三個 D：混亂disorder、多樣性diversity和洞察力discernment” 今天，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書中提到的城市，包括雅典、杭州、佛羅倫薩、愛丁堡、加爾各答、維也納、硅谷。看看這些城市的故事對我們打造天才是否有幫助。

插畫：Sidney Tan

雅典：戶外生活 + 競爭文化

公元前450年左右的雅典，出現了蘇格拉底、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三大哲學家。著名古典學者漢弗萊·基托（Humphrey Kitto）形容雅典這群天才“不算幽默，不算有權，做事也不算有序，但卻對生活的意義有獨到見解，他們首次證明了人類思想的偉大”。

雅典的運氣很好：全年300天都有明媚的陽光，天氣晴朗，濕度很小。

所以古雅典人不管干什么都在室外。房屋對他們來說只是短暫的棲息之地。每天醒著的時間，他們只有30分鐘會待在屋內——“30分鐘的時間足夠跟妻子相處了”、“沒有什么比一堵墻更能扼殺創造力了”。

戶外生活孕育了希臘哲學。哲學家們常常漫步于雅典的街頭，一邊欣賞城市的風景，一邊探討生活的哲學問題。行走讓他們的大腦靜下來，但又不會完全無聲，這種思考方式成為了創新的源泉，幫助他們深入思考抽象的哲學問題。

有競爭才有創新。古雅典以其獨特的競爭文化而聞名。無論是體育運動、戲劇，甚至是喝酒，雅典人都在競爭。競爭都貫穿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公開辯論也被視為一種競技運動，演講者們需要站在講臺上面對成千上萬的觀眾發言，這要求演講者具備一定的公共演講能力，得受過教育；另外，還得精力充足思維敏捷，要有足夠的體力從日出站到日落。

這種競爭文化激發了創新精神，推動了思想家們不斷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。比如“蘇格拉底式的討論”法，就深刻影響了后來的哲學家和思想家，催生了西方哲學的發展。

杭州：障礙激勵創新

在宋朝，杭州的繁榮可謂無與倫比。此時的歐洲人可能還在為頭發中的虱子而忙碌，思考著中世紀的盡頭何時降臨。而杭州的天才們卻沉浸在發明、探索、文學創作和藝術表達的浪潮之中——這座城市孕育了眾多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，古杭州的文學創作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亮點。

有人說鼓勵創新就要消除各種障礙，但大量事實證明有了障礙才會激勵創新。

心理學家羅納德·芬克（ Ronald finke）曾做過一項研究，讓參與者進行藝術創作。其中，一部分人得到了大量材料，另一部分人只有有限的材料。結果證明，最有創意的作品出自材料選擇有限的創作者之手。

同理，中西方畫風的最大區別在于中國畫是“垂直的”，有的元素是規定的，只有部分由畫家們自由發揮的；西方畫作則是“水平的”，畫家可以隨意在各處創新。這種差異的確反映了文化和哲學的差異，于是中國藝術家在創作時受到一定限制，他們只有在有限的空間進行創新。再比如在音樂領域、詩詞領域，這種“受限”也在發揮著巨大的力量，但正是這種限制，激勵創新者們不斷地挑戰自己，于是在技術、文學和藝術領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。

蘇軾：木石圖

“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時代”——

在兩宋時期，杭州形成了繁華的商業街，店鋪云集，涵蓋了家具、服裝、美食、娛樂等多個領域。特別是到了南宋時期，商業空間不再受到嚴格的區隔，街上的店鋪眾多，樓上居住，樓下營業，極大地方便了市民的生活。更令人驚嘆的是，交易時間也變得非常靈活，許多地方幾乎可以實現通宵達旦的24小時營業，使生活變得異常便捷。

一定的經濟基礎早就了宋朝時期開放和包容的生活方式，這種活力仍然在今天的城市中延續，為杭州注入了持久的魅力和活力。

佛羅倫薩：財富+動蕩：創新的催化劑

15世紀意大利的佛羅倫薩，出現了達·芬奇、米開朗基羅和多納泰羅等聲名顯赫的藝術家。

這個黃金時代的背后，既有動蕩的政治和社會環境，也有財富的支持。動蕩是創新的催化劑，而巨量財富則為創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。

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處于一個相對動蕩的環境：各個城邦之間經常爆發沖突和戰爭；馬丁·路德挑戰天主教教會權威，導致宗教分裂和宗教沖突；傳統的封建制度開始解體，社會結構也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。身處動蕩時代，佛羅倫薩人比誰都更能耐認識到金錢的本質：金錢有保質期。要么花掉，要么看著它慢慢衰竭，就像去年生日會上的氣球。

美第奇家族正是是文藝復興時期，佛羅倫薩最顯赫的貴族家族之一，富可敵國。當你有了這么多財富與權力的時候，你想的事情可能就是“永生”，而所有的藝術，從本質上來說都是對永生的嘗試。

于是，美第奇家族在藝術、文學和知識領域的贊助費用相當可觀。他們投資于建筑、繪畫、雕塑等藝術項目，使佛羅倫薩成為了文藝復興的中心。特別是洛倫佐·美第奇，他贊助了達·芬奇、米開朗基羅和多納泰羅，為藝術家們提供了金錢支持和安全網，使他們能夠承擔巨大的風險，催生了一個又一個藝術巨匠。此外，他們還在佛羅倫薩建立了美第奇家族圖書館，成為了當時最重要的圖書館之一，為學者和思想家提供了寶貴的知識資源。

留給我們的思考是——

如果我們能夠創造一個系統，讓每個人都能自由發揮他們的潛力會怎樣呢？

如果我們能公正地為風險定價？對失敗更加寬容？如何才能實現這樣一個創造力和創新性蓬勃發展、繁榮富裕的世界？

愛丁堡：細致的觀察，深刻的洞見

在18世紀，有一座城市或許在地理上不如巨大的都市，但它卻以一種獨特的方式，閃耀著智慧和創造力的光芒。這個城市就是愛丁堡。

18世紀愛丁堡被稱為“啟蒙時代的燈塔” ，聚集了大衛·休謨（David Hume）、亞當·斯密（Adam Smith）等等世界級影響力的天才。

小地方比大地方更有“人情味兒”，有更親密的“社交網絡及思想交流”；更重要的是，小地方更有需要著眼于外部世界，需要更細致地觀察。

而天才總是從觀察開始。有了細致入微的觀察，才有洞見；區分創造天才和有天賦的人不是知識或智力，而是洞見。

正如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說：“人才能擊中別人無法擊中的目標，而天才的目標甚至無人能看到。”

亞當·斯密和大衛·休謨之所以能夠取得卓越的成就，部分原因是他們對觀察的高度敏感。比如斯密通過觀察市場中的人類行為，提出了自由市場理論，并揭示了自利追求如何有助于整個社會的繁榮。

加爾各答：天才愛混亂

大約在1840年到1920年間，加爾各答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知識之都之一，是橫跨藝術、文學、科學和宗教的創造性繁榮的中心。

如果創意就是將各個點連接起來，那么我們掌握的點的數量越多越好。私人空間將點隱藏起來，能提供了思考和實驗的自由，而公共空間則將它們暴露出來，鼓勵交流和共享。

當時，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正在興起，加爾各答成為了政治激蕩的中心，同時不同文化、宗教和語言的人們匯聚在加爾各答；極其多元混亂。

但混亂有刺激性的環境能讓天才茁壯成長。重要的不是部件，而是各部件之間的相互作用。

泰戈爾曾經說過：“加爾各答的混亂是我的創作的靈感之源。”

加爾各答當時還流行了一種全新的交談方式，稱為“阿達”。

阿達辯論會像一個讀書會，參與者無話不談，不僅限于談論一本書。談論的話題包括火車之旅、最近的板球比賽和政治。有時，在特定的時間里在別人的家中舉行，也可能會在咖啡廳里或者茶攤邊。阿達是一個提問的論壇，很少能給出明確的答案，但好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。

混亂有刺激性的環境讓人茁壯成長。

“在混亂中看到秩序是所有偉大人物的特殊能力”。這種能力也是所有偉大之地的特征，好想法在這些地方比較容易被發現，甚至會自動出現。

“問有創造力的人如何創造出某些新事物時，他們覺得有點慚愧，因為他們并沒有真正地創造，只是看見了某些東西。”

維也納：社會的鑒賞力

維也納，這座音調美妙的城市，曾孕育出許多杰出的天才。然而，其獨特之處不僅在于社會的創造力，更在于社會的鑒賞力。

比如，在19世紀90年代，你翻開任何一本物理學的書，書里的語言都很通俗易懂，普通人都能理解。表層的原因是，那時的學者要捍衛他們的理論，讓更廣泛的讀者了解。但深入來看，通俗易懂的物理學書籍是社會鑒賞力的體現，它們讓更多人能夠融入科學討論，進一步促進了創新。

社會的鑒賞力也體現在民眾對于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。人們根本不會談論工作，房子，票子。他們聊上次度假去了什么地方，在劇院看了什么演出，聊看過的電影、讀過的書、聽過的講座，或者是新發現的餐廳。” 更重要的是，維也納人認為，“文化的發展應該伴隨著裝飾的消失”，任何沉迷于裝飾的社會都算不上現代社會。

因為裝飾本身是無用的，它可能使物品變得陳舊、過時，反而妨礙了創新和發展。

當然，人們可以在咖啡館坐上一整天，喝著啤酒，吸著二手煙，討論三手的觀點。社交咖啡館為人們提供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空間，鼓勵他們進行深入的討論和思考。這種社交環境也有助于培養社會鑒賞力，人們可以更自由地探索新的想法和概念。

硅谷：城市需要傳說

如果說美國人有什么財富，那就是樂觀主義。這一點特別適用于美國硅谷這個現代天才匯集的地方。

硅谷并不是一座城市，它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郊區的一塊延伸區。加州有個優勢，歷史沒有那么厚重，所以這個州生來就是現代化的，因為沒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傳統，后來者就很容易自己創造。硅谷從一開始就奉行自己動手，自己創造。

硅谷的名字是上世紀70年代才出現的。這里每天都不斷有新點子冒出來，人們發明新東西，創造新產品，創業公司層出不窮，每天都有公司死掉，也不斷有新公司出現，就是這樣大量的嘗試締造了硅谷的眾多傳說，一個完全沒有傳說的社會不會有創造力。

和歷史上的天才們相比，硅谷的年輕天才，更坦然接受失敗，破產了，失業了，但是馬上就能找到新飯碗，用他們的話說，甚至比上一個還好。這就是他們的樂觀主義。

正是因為這種樂觀精神。硅谷和硅谷的天才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它是最好的，而在于它是最先，最快。這就叫“先發制人”。

硅谷發明的東西其實很少。晶體管是在新澤西發明的，手機在伊利諾斯，互聯網在瑞士，風險資本在紐約。但硅谷的天才們動作很快，他們寧愿今天出品一個不完美的作品，也不會等到明天出一個完美的。

喬布斯曾經說：燈泡發明的時候，可沒有人抱怨它光線太暗。所以，搶先才是最重要的。Facebook創始人馬克·扎克伯格的名言是“行動迅速、打破常規”。

對硅谷的天才們來說，他們樂于承擔風險，當然他們的生存法則不一樣，他們不可能像米開朗琪羅那樣把自己關在教堂里畫壁畫，畫上幾十年。硅谷的天才們處在一張很大的關系網里，隨時接收這張關系網里的信息，快速作出反應。

“天才集群”的現象看似偶然，實則必然。

與其說這些天才剛好都聚集在這些地方，不如說是這些地方催生了天才。這些地方的現代性、創新生態系統、天才互動力量以及經濟效應相互作用，催生了創新和經濟發展的熱點區域。

理解“天才集群”的形成和運作機制，有助于其他地區借鑒經驗，打造更具創新力和競爭力的城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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